前不久，在福州市郊某县街头漫步时，无意中发现挂着一块“某某县招待所”的红字牌子，见到久违了的招待所我感到格外亲切。

　　大概是从五十年代开始吧，从省到地(市)县，都有干部招待所，专供干部出差入住，有的乡镇和工厂企业虽仅几间客房也挂个招待所牌子。有的地方甚至还有二所，省委就有杨桥路和汤井巷两个招待所。招待所设施简陋，一般都是四人一间，有的甚至是七八人、十来人一间的统铺房间。床上挂着圆形的粗线纱蚊帐，用的是集体洗刷卫生间，还有统一开水房。床铺是木板床，如有藤床算是高档的了。冬天加个垫被，夏天就是板上铺席，房顶一把电风扇整夜呼呼地叫。有怕热睡不着的干脆卷起草席铺在走廊水泥地上，通道上穿背心、内裤的来来往往，习以为常。最可怕的是夜里统铺间的鼾声此起彼伏，“当今世界谁怕谁，‘炸弹’过来还‘地雷’”，有失眠症者翻来覆去整夜都睡不好。

　　就是这样简陋的住宿条件，出差能住上招待所还感到很荣耀，回去报销也容易。当年机关里有人从省城出差回来，见面时首先会问在省城住什么地方，如果能住省委招待所或八一服务社(复退军人招待所)，那讲话底气就足。如果住小旅社就觉得很没面子，回答也遮遮掩掩，而且财务部门会认为小旅社“不正道”，报销也麻烦。

　　那年头出差到外省，最担心的是住宿问题，为求得招待所一铺，出差前就得设法搞一张“派头”的介绍信。我那时在地区革委会(地委)机关办公室工作，一些下属组局(那时组与局同级)，就经常有人找上门，说他这趟出差多么多么重要，要开一张地区一级介绍信，到外地好住上招待所。可即使持地区一级的介绍信，有的地方也不一定能住得上招待所。

　　七十年代初，我们机关有位干部受组织委派到上海去照顾在那里住院的一位领导同志，那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外调人员多，招待所爆满，当晚他没住上。当地住宿登记部门就介绍他到澡堂“过渡”一个晚上。可这位老兄想走“捷径”，当晚不住澡堂，到那位领导上海亲戚家里去挤了一个晚上，心想反正都是“过渡”，明天再去登记住招待所。可第二天到了登记处，因为没有澡堂住宿收费发票被拒绝了，这下他傻了!于是只好厚着脸皮赖在那位领导亲戚家里，双方都觉得尴尬，但又无可奈何。于是这位老兄只好每天早上主人上班他出去，等到晚上主人下班他回来。有时白天没事就只好去逛街，脚走酸了，人累了，就去找鞋店，因为只有那里才有凳子歇歇脚。在上海一周，这位老兄天天这样早出晚归，苦不堪言。

　　找招待所难的事情，我也亲身体验过。那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和几位县领导因事从太原到北京，去之前担心住不进招待所，就发了一份电报请北京的一位朋友帮忙预订。这位朋友是区级领导，还算有权力，就给我们安排在区招待所。我们原以为条件会好些，可到那里一看是个八个人的统铺间，床上还蒙了一层黑黑的煤灰。即使这样，能住下来已经很满足了。那时正值寒冬，招待所没暖气，阴冷阴冷的，我问服务员怎么办，他就提了一篓煤球并给一些起火用的木片，要我们自己生火取暖。我们拨弄了半天，烟熏泪流的，才把火生起来，房间总算有了点热度，我们蜷缩着身子勉强过了一个晚上。

　　回来路过上海找招待所就更惨了。我们从北京乘飞机上午10点就到上海。那时住宿都要到天目路(火车站对面)住宿登记处统一安排。当我们赶到时，登记处已排起了首不见尾的长龙阵，黑压压的全是人。我们几个只好轮流排队，尽管边上就是臭气熏天的厕所，我们依然坚持着。可排了三个多钟头轮到我们时，被告知这是“清队外调”人员队列，而我们介绍信上没写“清队外调”，不属此列。“站错队”的我们只好重新再排，直到晚上7点多才轮到，被安排到中山南路的一个住处。我们只好从北到南绕上海半圈奔波到那里，此时已经夜里9点多了。我们住的是个27人的大统间，早来的客人已经鼾声相闻。被折腾得疲惫不堪的我们顾不得那么多倒头就睡。第二天一早，我们每人付了1.2元房费后就敢紧乘车返回。

　　改革开放后，宾馆、酒店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招待所或被改造，或被淘汰，已经渐渐淡出人们视野。如今车站、码头、机场外到处都有“拉客帮”热情地拉你入住，出门在外根本不用考虑住宿问题。宾馆住房宽敞、明亮，彩电、空调、席梦思、卫生间一应俱全，有的还配有电脑。比起当年招待所不知要好多少倍。随着岁月的流逝，年纪大的人对招待所也淡忘了。年轻人甚至不知招待所为何物，至于它在那个年代的地位、“身价”更是不甚了解。

　　那天在市郊某县偶见招待所，令我百感交集。红极一时的招待所远去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它的被取代、被淘汰，是物质文明的进步，是一件好事。然它所承载的时代印记和那年头人们对物质条件随遇而安的心态却令我们这一代过来人深深怀恋。(林思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