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在莫斯科接受媒体采访。

　　今年6月，刊登有斯诺登消息的《南华早报》在街头售卖。

　　10月26日，华盛顿，一幅斯诺登的画像写有“英雄”字样。

　　80后的“逆袭”

　　翻阅2013年国际新闻报道，一个人的名字毫无例外地在各种语言媒体的头条中占尽风头——斯诺登。

　　在过去很长时间的国际风云中，很少有一个草根人物能有如此大的能量，搅动国际政治。斯诺登的爆料，震动的不仅是美国国家情报系统，更有美国盟友体系和真实战略布局。斯诺登今年刚满30岁，他是典型的80后，更是一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甚至理想得想拉最现实主义的普京一起“干革命”。然而，也正是这种一根筋的理想主义，鼓动年轻的斯诺登敢于冒失去祖国、乃至失去生命的危险，独力挑战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斯诺登事件，是去年最震撼人心的一起“80后的逆袭”。

　　过去一年，还有一位令世界瞩目的80后：与斯诺登同岁的金正恩，这位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在世界舆论的猜测甚至是臆想中，接连办成了两件大事——第三次核试验及处死姑父张成泽。

　　过去一年，还有另外一些不太光彩的逆袭，最为典型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位右翼政客再登相位以来，被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刺激得几近亢奋，从历史观到慰安妇问题，从和平宪法到邻国外交，没有一个本应正直对待的问题不成为其“逆袭”的对象。

　　过去一年，以上“逆袭”人物，都是新京报国际新闻报道超过1300个头条新闻中的焦点，这些头条新闻背后，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接下来，且听他们的讲述……

　　2013年，斯诺登，一个普通的美国“80后”，抱着“捍卫隐私”的执念，将美国庞大的情报监听计划一次又一次地晾晒在全世界面前。由此，在短短半年之间，斯诺登从一介草根成为撼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风云人物。香港，是斯诺登“成名之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一站。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也在这里专访了斯诺登，这家报纸的爆料，推动了美国窃听丑闻迅速成为重磅国际事件。

　　近日，《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向新京报记者讲述了该报采访斯诺登的幕后故事。

　　记者怕跟踪 频换交通工具

　　新京报：《南华早报》当时怎么与斯诺登取得联系?

　　王向伟：联系上斯诺登那天是6月12日，端午节，我印象很深。

　　在这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斯诺登在香港接受《卫报》专访之后，我就说要第一时间找到他。《卫报》刊登了一张照片和一段视频，我们判断出斯诺登在香港一家五星级酒店接受采访。我们派了记者去了之后，并没有找到斯诺登，采访到了《卫报》的记者。后来，我们也派了大量的人力，通过各种关系去找斯诺登的线索，但是没有找到。6月12日，我们的记者Lana Lam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有机会采访斯诺登。

　　新京报：是中间人的电话吗?他提出什么要求了吗?

　　王向伟：是的。我想再派一个摄影记者和Lana一起去，但是对方明确表示，不能有第二个人。

　　新京报：有一些传闻说，当时采访很戏剧化，斯诺登对记者提出各种要求，比如不让带手机之类，这是真的吗?

　　王向伟：并没有很多要求，不让带手机是真的。有一个香港律师说跟斯诺登见面时要把手机放在冰箱里。我们没有，因为采访之前，中间人已经提出不能带手机。

　　斯诺登的中间人要求Lana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不要被人跟踪。Lana在去见斯诺登之前，也跟演电影似的。她怕被人跟踪，上地铁，下地铁，打车到一个地方，再换另外一辆出租车。

　　新京报：Lana如何采访斯诺登，是进行提问，还是斯诺登仅仅给了她一些资料?

　　王向伟：不是只拿资料，是有提问。

　　新京报：斯诺登说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吗?

　　王向伟：当时斯诺登主要对我们的记者谈了两个事情：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对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监听。

　　斯诺登当时跟Lana说，“要提香港中文大学”。我们虽然是香港报纸，但是也不清楚为什么斯诺登说NSA窃听的重点之一是香港中文大学。查询之后我们发现，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内。这个中心是香港境内互联网信息交换的布局点。

　　斯诺登给我们爆料，提供NSA侵入中国主要的几家电信公司盗取短信，以及NSA窃听清华大学服务器的消息。我们查询才发现，清华大学是中国六大互联网骨干交换中心之一。

　　报社高层怕窃听 开会不带手机

　　新京报：那天获悉记者可以去采访斯诺登，报社有什么反应?

　　王向伟：当时只有报社高层的几个人知道这件事。说实话，我们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Lana下午接到电话之后就去了，到了晚上6点多还没回来。我当时确实有点担心了，跟另外几个高级编辑还说，不会出什么事情吧。因为谁也不知道实际情况啊，真有点提心吊胆。

　　我们最后一次编前会是下午4点半，基本上能把当天的稿件定下了。在那个会上并没有排上对斯诺登的采访稿件，基本也没指望当天能发稿。

　　后来，Lana平安回来，我们才放心。Lana跟我们讲了采访的内容之后，我们几个人都特别激动，在会议室里一块儿研究怎么做。那天报社新闻编辑部主要的高层都在。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不知道电话会不会被窃听，因此我们进到会议室之前，也都把手机放在外面。

　　新京报：报社高层怎么商量的?

　　王向伟：Lana回来时，已经晚上7点多了，不过我还是决定当天用，对版面和稿件安排做了重新调整。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先把稿件上网，再在报纸上刊登。这也算是《南华早报》第一次做出报纸和网络结合的大胆尝试。按照我们常规做法，独家稿件先在报纸上刊登，报纸出街之后再放在网络上。

　　当天晚上，我们先在网上做了一个预告，说有斯诺登的独家专访，内容随后上网。当时的反应极大地超乎我们的预料。

　　预告放上网之后，网站浏览量大幅上升，读者纷纷留言说“快快快，什么时候上网”。我就催着记者尽快写，然后把文章打散，把采访的内容分成很多部分放在网上，以增加网络的浏览量。

　　美情报机构没有联系过我们

　　新京报：采访斯诺登，给《南华早报》带来了什么影响?

　　王向伟：当天我们把采访的内容逐步放在网上后，浏览量大涨，到了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有些读者说网站打不开了。我们很多同事心里一惊，想着是不是网站被黑了。我们赶紧给IT部门打电话，后来知道，不是被黑了，是因为浏览量上升太快，导致服务器跟不上，我们又赶紧增加扩容量，网络才开始稳定。

　　以后的故事就不用说了。第二天，我们的报纸在香港很多报摊卖光了，买不到了。根据统计的数字，我们三天内的发行量上升了15%。

　　新京报：你觉得，为什么斯诺登会选择《南华早报》披露消息?

　　王向伟：能采访到斯诺登，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我理解，斯诺登对《南华早报》爆料有自己的考虑。当时斯诺登似乎确实想留在香港，那就意味着他要借助香港的司法渠道与美国打官司，避免引渡。因此，斯诺登要得到香港人民的支持。他需要找一家在香港本地有公信力的报纸，将他的故事说出来，获得支持。

　　不过，他不会找中文媒体，因为他看不懂中文。因此，他找到《南华早报》是个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