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连江县古石碑中，“禁丐碑”为数众多，粗略统计一下有10多方。有尖墩、嘉庆尖墩、十甲、儒洋、上斗门、贵安、同心、黄花洞、仙屏、蓼沿赤石、红厦、大埕、真武亭禁丐碑等。其中，尖墩就发现有嘉庆与道光年间的“禁丐碑”各一方。这些古碑是时代的印记，反映了那些时代社会的阴暗面。

　　乞丐，是社会的最底层，是贫穷社会的产物。他们背井离乡，四处行乞，衣着褴褛，居无定所，人见人怜。乞丐成群，组成丐帮，是弱势群体。可是，一旦沦为恶丐，或乞匪，为害一方，那就成了社会的毒瘤，人见人恶。社会对他们就没有了那份悲怜，百姓也不会向他们伸出了援手。“禁丐碑”就是民众对恶丐厌恶的记录与剪除邪恶决心的宣泄。

　　那么，恶丐有那些祸害民众的伎俩?纵观连江“禁丐碑”，不难看出恶丐的害民有如下伎俩：

　　借端勒索：丐匪三五成群，沿门求乞，如遇嫁、娶、丧、葬、岁腊、新正，引类呼朋，骚扰喜丧之家，勒索花红，强取豪夺，籍端勒索。

　　挟毒讹诈：稍不遂欲，即怀毒讹诈，甚至将已死之丐作为讹诈之具。而丐首借此威吓居民至倾家荡产而后已。

　　非偷即盗：成群结队，住宿宫庙，非赌则饮;日则强乞，夜则偷窃，甚至乘乡人下田播种，闯入人家窃物盗畜。每于田园早晚稻谷地瓜成熟之时，盗割田稻，或偷掘地瓜，并糟蹋菜蔬，强砍树木、果木等。

　　骚扰民众：携书吵诈，怀互撒赖，刁恶不堪言状。如遇喜丧之家，集聚门首，肆竞讹醉，蛮横难挡，有甚者半途拦截围攻、抢掠，骚扰全境，妇女更畏出门。

　　恶丐们种种劣行，严重地影响社会的治安与百姓的安居乐业。碑文中，例举了他们“酿成多事，愈久愈肆，为害无穷，胡缠不已”的行径，在所索“资金筹备稍迟，每日则加收利钱，率党揽摔强夺或苛勒”累累罪行，以及乡民遭勒后，“日莫聊生”和所造的“民不安生”恶果。缘此，人们把他们称为“恶丐”或“乞匪”。

　　为了禁防丐骚扰，连江百姓是只好求助地方官，而地方官员大多也无能为力，以一石“禁恶丐”之碑打发了事，“以靖匪类”。警告曰：“自示之后，务宜咸安正业，勿以攘夺作生涯，屏除邪心。须知耕稼为乐事，倘敢不遵示谕，故辙复萌或逞凶而攘摔或怀毒而诈钱，许事主投明乡族、社里、甲保人等，将该犯扭送赴县以惩，尽法严办。”“拿大旗作虎皮”，这算是“有法可依”。 于是，连江境内出现了如此之多的“禁丐碑”。即使如此，也无法严禁丐帮的非作非为，可以说屡禁不止。

　　现存的连江的“禁丐碑”最早始自嘉庆年间，而后道光、同治、光绪年间都有竖立，最迟是民国时期，跨度约百余年。这期间，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贪腐无能和对百姓的残酷剥削压迫，军阀你争我夺，争战不断，加上灾祸连年，国贫民瘠，造成许多灾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流浪乞讨，沦为乞丐。

　　连江县地处东南沿海，靠山临海，本是鱼米之乡。然而，在封建统治与军阀混战年代，连江也是百业凋零，一片萧条。但在灾民眼里还算“富裕”之邦。因此，灾民蜂涌，乞丐云集，不堪重负。就连偏僻的山区贵安、蓼沿，乞丐也接踵而至。《贵安严禁恶丐碑》指出：“本墩地僻人稀，民穷业罕。籍名乞丐乘虚非偷即窃，三五成群，住宿宫庙，非赌则饮，神鬼莫安。”《蓼沿赤石禁丐碑》中也惊呼：“蓼沿赤石，业少人稀，惟靠种竹木、地瓜稷黍度日。强乞不一而足，稍不遂欲，非呼群吵扰挟毒吓诈，妇女更畏出门，蛮横难挡。如遇喜丧之家，集聚门首肆竞诈醉，骚扰全境。”。山区如此，沿海也难免遭殃。黄岐半岛上的安凯黄花洞，在“禁丐碑”上雕刻出：“近来世风不古，每有无赖匪徒并无耻恶棍不思劳作，每于田园早晚稻谷地瓜成熟之时，盗割田稻，或偷掘地瓜，并糟蹋菜蔬，强砍树木，果木”。坑园、筱埕也不可幸免。可见，乞丐之多，丐匪之恶，已成人祸，遍及穷乡僻壤，沿海各地。

　　“禁丐碑”，不仅仅折射出当时社会治安的混乱无常，而且折射出贫富悬殊和对灾民难民救助的无力，还折射出社会制度的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失为一本教科书的现实意义。（郑寿安）